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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另一方面，我国的涉外法律体系虽已初具规模但仍显薄弱，在对外援助、国籍、在华外国人管理等领域仍存在无法可依、立法层级较低或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笼统的问题。

[iv] 朱芒：《行政诉讼中的保护规范说——日本最高法院判例的状况》，载《法律适用》2019年第16期。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第51号行政判决书。

[xvi] 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的侵犯合法权益不妥，而应修改为对合法权益的影响，笔者甚为赞同。张雪城：《论美国行政法中的保护意图规制——兼议其对保护规范理论引入的启示》，载《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1期。这在一定层面反映了在我国以员额制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进程中，行政审判因案件数量剧增所引发的短期内无法消释的司法压力。据此，在案例2中，复议机关加入受理条件论证的意图就不言自明了，即以削足适履的方式强行将案件楔入复议受理范围制度体系，以便借助法律规定上的漏洞，阻止申请人提起诉讼。[lxx] 相比之下，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制度的确立和对起诉条件前置性严格审查的司法传统，充分说明了我国行政诉权保障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依此梯度性判断结构，我国在法律上利害关系这一原告资格标准判断环节上，可以批判性地借鉴德国保护规范理论，以提升法官的法律解释技术和规范适用能力。[xix]正如有学者所言：德国行政诉讼实务上发展出一个‘相对人理论，亦即认为侵害性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当然具有诉权，而无需借助保护规范理论进行判断。《公共图书馆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016年12月通过，2017年3月开始实施。

[5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如何理解宪法第40条、民事诉讼法第65条、电信条例第66条问题的交换意见》(法工办复字[2004]3号)(以下简称《交换意见》)具有宪法解释的意味。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41]成为备案审查的原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2015年初至2016年底，分别对《民办教育促进法》《体育法》《档案法》《高等教育法》《教育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文物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8部法律进行了修改，其中有较多内容涉及到文化发展。从权力配置的角度看，拥有合宪性审查权的机关势必同时拥有宪法解释权。

实践中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权的制度需求一直存在，这其中既有明确宪法条文含义的解释需求，也有进行合宪性审查的解释需求。参见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5年第3期。

秦强：《孟母堂事件与宪法文本中受教育条款》，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从该案一审判决的说理来看，其中的言论自由应该是来自于第35条，而学术自由则明显引申自第47条的科学研究的自由。[3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2年第2期。[3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终6272号民事判决书。

所谓附条件是指该条设定了国家鼓励和帮助的条件，即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在贵州省赤水市人民法院1991年3月19日就《周西成演义》一书名誉权纠纷案做出的关于胡骥超、周孔昭、石述成诉刘守忠、《遵义晚报》社侵害名誉权纠纷案的判决[31]中，判决在说理部分提出：文学艺术创作是公民的自由，国家对公民在文学、艺术事业中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22]《文物保护法》第1条就有规定：为了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科学研究工作，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国家文化义务的履行，既涉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文化选择问题上的政治衡量，也涉及中央或地方的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的文化决策。

从20世纪初期的再造文明[2]，到21世纪初期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3]，事实上都是这一历史惯性的产物。宪法解释不变动宪法的具体条文，通过明确或调整宪法内涵的方式来弥合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保持宪法对社会的调整功能。

宪法中的大多数文化条款都是基本文化政策条款。林彦教授分析了我国宪法主要通过立法，即宪法的法律化的形式加以发展的事实，并分析了这种制度选择的四个原因，包括：立法过程遭遇的各种阻力相对小。

由于文化自由权利被削弱，文化社会权利不完整，因此，通过公民文化权利的保障实现限制国家文化权力过度行使的目的，存在诸多困难。从文字表述上看，这部分的规定将文化权利首先界定为自由权利，同时又隐含了社会权利的界定。虽然为了避免歧义，文化这个概念很少单独出现在法律文本中，总是与某种限定词或本身作为一种限定词出现，如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文化遗产文化权利文化多样性等等，但是，这样做除了可以为文化限定一个相对稳定的意义空间和可以规范化的社会关系领域外，并没有彻底解决文化概念的模糊性问题。[48]韩大元：《论当代宪法解释程序的价值》，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4期。最高权力机关更愿意选择修改宪法或进行立法，而不是宪法解释。由于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就宪法条文专门进行解释，因此，宪法解释的建议主体、宪法解释的审议程序、宪法解释的效力等问题并没有在实践中引发激烈理论争议。

案例3将创作自由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的权利类型的概括。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实现了从一个信奉儒家传统的封建帝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巨变。

如为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塑造，我国的刑法表现出去伦理化[10]的特征。专门的审查机构、可操作的审查程序、有活力的司法介入以及符合宪法规定的权力运行逻辑，将改变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不活跃的现状，最终将促使本文开篇所举例说明的由于国家在文化义务履行中的裁量权过大所导致的缺乏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弊端得以解决，使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的要求得到实现。

该条所发挥的主要规范功能是赋予立法者制度建构的积极义务，逐步实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国家文化发展义务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这一论证明显依据《宪法》第47条和第51条，但只是截取了第47条中的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并且用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替代了第51条中的自由和权利，缩小了对两个条款的解释，且没有提及与宪法的关联。

(四)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同时，为维系家庭稳定、社会和谐，该条首创亲属拒证权‘出庭豁免模式，赋予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拒绝被强制出庭权。[58]参见王振民：《中国违宪审查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页。[37]《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

这些判决在说明宪法一直活跃于司法实践中的同时，也揭示了法院在运用宪法的原则或精神进行说理时的随意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极少受到制度化的监督。

[19]其中基本文化政策条款的数量最多。宪法解释程序法的制定有望加快。

但是，合宪性审查机制的实际运行不能充分回应上述实践需求，基本上处于备而不用的虚置状态。然而，国家文化义务的边界并不容易清晰划定。

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具有重大区别，前者是基于宪法解释基础上的审查，后者是基于法律解释基础上的审查。自1954年宪法制定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做出过关于某某宪法条文的解释[39]，也从未针对备案审查的具体法律法规正式做出过全部或部分违宪的决定。宪法审查机制的备而不用，即宪法虽然设计了对于普通立法和国家公权力行为的合宪性审查，但却从未作出违宪判断的制度运行现状，成为我国宪法实施不充分的重要制度表征。[3]《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载《求是》2011年第21期。

全国人大的立法在很大程度上与宪法修正案具有民主同质性。其二，国家的文化资源配置政策，有可能导致文化利益的失衡，从而形成文化歧视。

[58]可以预见，该制度变化虽然终结了是否建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的学术探讨，但不会终结关于合宪性审查模式的学术争论。该条不仅为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部分对文化管理权的规定打下了基础，同时也成为文化领域立法的宪法文本依据。

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显然都包含着将宪法中的基本政策条款具体化的立法考量。